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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史话(一)

文章来源:《瘟疫纵横谈》 作者:吴晓煜(编著) 时间:2020年04月13日 字体:

按:为配合全民抗疫阻击战,介绍有关历史知识,中国煤矿文联与煤炭工业文献委共同组织防疫史话专题,从吴晓煜《瘟疫纵横谈》(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选取部分文章,陆续在中国煤矿文化网和煤炭史志网上推出。

说“疫”

进入2003年4月中旬,一场名为非典型肺炎的传染病在全国26个省份,特别是北京蔓延开来,仅一二十天就从原来的十几例患者,增到2000余例。在这一时期,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电视报章,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字眼,就是“疫”。什么疫情、疫病、疫苗、防疫、免疫力等等,纷纷映入眼帘,成为人们的经常用语,在一些人群中,言必称“疫”,有的谈“疫”色变。而防疫站、防疫所、疫病研究所、检疫站则成了最忙碌的单位,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当然,在古代还有时疫、疫气、疫痢、寒疫、瘟疫、疫神、疫鬼、疫疾、疫室、疫疠、疫瘴、疫疹、疫人、疫疮等。

那么,什么是疫呢?疫包括哪些疫病,又有什么特点呢?我不是医生,对卫生防疫知识了解不多,但由于近来搜集到一些有关瘟疫的资料,故而不揣浅薄,就教于读者。

“疫”这个字,在我国出现很早。由于是病字旁,肯定是指疾病。但并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疫。《辞源》将疫解释为“瘟疫,流行性传染病的通称。”而《辞海》的解释是:“瘟疫,急性传染病流行的通称,如鼠疫。”而《新华字典》、《新华辞典》等字书、辞书的解释大体上相同,不过是“流行”、“传染”、“急性”等词的位置先后有所不同罢了。而20世纪20年代编纂的《中国医学大辞典》则解释为:病之传染而病之相似者。”看了这些解释,我们对于疫有了大体上的了解。

古人又是怎样谈论“疫”的呢?汉代人许慎编的《说文解字》上讲:“疫,民皆疾也。”许慎认为是一个地区百姓大都患上同一种病,这说明他认为疫是流行较广的疾病。《礼记》月令上就记载了这样的话,“果实早成,民殃于疫”,“民必大疫,又随以丧”。《汉书》上写道:“棺者欲岁之疫,非憎人欲杀之,利在欲人死也。”《皇帝内经·素问》上讲:“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还有些古代文人把疫与疠联在一起用。有的干脆把疠解释为疫病。《山海经·西山经》中有“食之已疠”的记载,其注解是:疫病也,或日恶创。”汉人何林把疠列入恶疾类。大概有时疠比疫更严重一些吧!汉代著名学者王充在《论衡》“定鬼”中也讲:“饥馑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疠,千户灭门。”隋人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十是这样解释的:“病无少长,率相皆似,如有鬼疠之气,故曰疫疠病。”如此看来,疫与疠没有什么区别。

到了明清时期,对疫的认识与解释更为明确和准确。明人吴有性在《温疫论》中讲:“时疫能传染于人”,“病偏于一方,延门阖户,众人相同”。杨璿《寒温条辨》写道:“凶年温病盛行,所患者众,最能传人,皆惊恐呼为瘟疫。”类似有关疫瘟疫、疫疠的记载太多了。

根据上述的资料,参考今人与古人对疫的解释,笔者认为,疫病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或几种表现形式:

一是紧急性。此病来得急,来得快,有的是急速蔓延。常常在人们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如其来,弄得人们惊恐失措。

二是传染性。任何疫病都是有传染性的,即古人讲的“皆相染易”。《增订伤暑全书》上讲:“如不传染,便非温疫。”当然不同的疫病传染性的大小是不同的。

三是流行性。这是传染的结果。有些是一村、一城、一省,甚至是全国流行。更甚者是多国、跨国、世界性的流行。这表明疫病范围之广、蔓延面积之大。其流行性还表现在基本症状相同。尽管由于发病阶段的不同和个人体质的不同也会有不同的情况,但在基本层面上都是一致的。

四是灾难性。疫病是人类共同的灾难、令人心悸的灾难。其对人类生命与健康的危害,后果之不堪设想,超过任何灾难。染上疫病,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有全家灭绝者有顷族而无者,真是“十者九难生,漏人不漏户”,造成“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局面,这当然是过去的情况。

五是时限性。这种传染病,其流行是有一定时限的,有的虽然反复连续发生,但毕竟不可能永远存在,永恒发作。它是在一定时期(或长或短)内发生的。其时间长短取决于人类对疫病的认识与采取的措施是否正确和有效。

还应指出,并不是所有的病都可以称为疫病,它只是一部分疾病的统称或通称。而且古人对于疫也没有完全一致的标准与界定。而统与通就是一个不十分确定的概念。笔者认为,我国《传染病防治法》所列举的几十种传染病,大多应纳入疫病之列,但这也并非绝对的,而古人所称的疫当主要指鼠疫、伤寒、霍乱、天花(黑死病)、疟疾、痨(肺结核)、痢、麻风等。而这些病在不同书籍,不同医家名称各异。

(2003年6月17日)

曹植的《谈疫气》

提起三国时期魏国的曹植,人们会首先想到脍炙人口的《洛神赋》和著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作为我国建安时代的著名作家,以才思敏捷、文如泉涌著称于世。本文不是介绍他的文学成就,而要谈一下他关于防治疫病的一篇短文《谈疫气》。此文言辞感人,其见识颇有可取之处。一些介绍瘟疫的书,也曾提到此文。

《谈疫气》载于《太平览御》第742卷的疫病部之五。其文不长,为使读者得其全貌,全文引录于后:

建安二十二年,厉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

这段论述文字工整,行文简洁,透出才气。虽然写于汉魏时期,但今天看来却有似曾相识之感。

曹植所写的瘟疫发生于建安二十二年。建安是汉献帝刘协的年号,二十二年即公元217年。汉代末年,义军蜂起,军阀割据,连年战乱,征伐不断,经济极度萧条,民不聊生,百姓流离失所。正如首诗中所描写的那样:“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这种情况为瘟疫的流行蔓延提供了温床,形成了曹植所说的“厉气流行”的情况。

从《谈疫气》一文中可以了解到,是年的瘟疫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其后果极为严重。“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两句,把当时疫病所造成悲惨情景生动的描绘出来了。这次大瘟疫每家每户都不能幸免,每个家庭都有染疫者、不幸病死者,因疫而亡者比比皆是,到处都是死人的尸体,从每个房子里都会听到人们痛苦的哭泣。有的全家都死绝了,一个也不剩,有的一族人无一幸免。这种全家灭绝,全族报丧,尸横遍地,号泣笼罩的情景,真是令人心灵发颤。一个“殪”字和“丧”字道出疫病后果的可怕和严重而一个“痛”字和一个“哀”字,则形象地概括了人们难以形容的惨痛和满腔的悲愤。

那么,得瘟疫的都是些什么人呢?曹植指出:“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这是说,染病者、疫死者,都是那些穿着粗布衣服,吃着粗劣饭食,住着草屋的一般老百姓。这种说法太正确了,完全符合事实。因为老百姓在战乱连年的情况下,生活极为窘迫,衣食无着,卫生条件极差,有病也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政府的运作系统已经瘫痪,无暇顾及百姓死活。因此瘟疫的传染、吞噬和伤害的对象首先是老百姓,遭殃的首先是穷人、普通人。这可以说是一条规律。而那些达官贵人、富室豪门,即曹植讲的“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则染病而死者少,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形的。一般的讲,有钱人享受到的医疗条件好,可以采取许多卫生隔离措施,因而这一群体中染病者相对少一些,这是正常的。古代很多谈疫的文章对此多未涉及,曹植能注意到这个问题,是难可贵的,也说明了他对于普通老百姓,亦即封建社会所说的下等人,富于同情心。

更为可贵的是,曹植对疫病发生的原因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首先他坚决否定了所谓的疫病是“鬼神所作”的邪说,他认为这种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而且真正原因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从传统中医角度看,是有一定道理的,符合阴阳交相交合的传统理论。特别是他使用“厉气”一词,一个“气”字,是其关键。气而成疫,气是病的传播途径,又是病源。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与今天的细菌传播理论相距并不甚远了。这正是曹植的过人之处,是其看问题深远之处。因此他认为,既然是气所致,因而无知的愚民所采取的悬符(挂符咒)来驱逐疫鬼的做法是十分可笑的。尽管曹植不可能点明发生疫病的真正原因,但他对鬼神致疫说的批判以及对悬符驱疫做法的反对,都说明曹植对疫病是有较深入了解的。在1800多年前能有这样的认识,真是难得。《谈疫气》一文可谓是一篇有见识的瘟疫论作。

(2003年6月12日)

汉末三国疫病多

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是我国疫病的高发、多发时期。在东汉晚期的几个皇帝中,一代不如一代,一朝比一朝乱,汉桓帝(132-167年)刘志时期,外戚当权,党锢之祸发生,各地称帝者多有;汉灵帝(156-189年)刘宏是个不争气的人物,朝政腐败,公开标价卖官鬻爵,使狗着文官衣服,社会动荡不安,发生了黄巾起义;汉献帝(181-234年)刘协,9岁当上皇帝,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先被董卓挟持,后又成曹操傀儡。当时军阀混战,人民饥寒交迫。而三国时期,连年征战,夺来抢去,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是战争、天灾、瘟疫三害交相而来,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规律,也是一个不可不注意的事实。

从《后汉书》等文献所记,在东汉恒、灵、献三个皇帝在位的70年间,其发生流行病的有关记载就达10多处。仅在《五行志》(上卷27)中,就有8次

恒帝元嘉元年(151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庐江大疫。

恒帝延熹四年(161年),正月大疫。太公六韬日:“人主好重赋役大,宫室多台遊,则民多病瘟也。”

灵帝建宁四年(171年),三月大疫。

灵帝熹平二年(173年),正月大疫。

灵帝光和二年(179年),春大疫。

灵帝光和五年(182年),二月大疫。

灵帝中平二年(185年),正月大疫

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大疫。

以上仅是《后汉书・五行志》中的记载。

对于这种情况,《后汉书・恒帝纪》中讲:“岁比不登,又有水旱瘟疫之困。”这虽语焉不详,但是可以说明饥荒与瘟疫互相肆虐,恶性循环的事实。对这一严重局面,大名鼎鼎的曹植在《说疫气)(见《太平御览》)中讲得十分明确。他说,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的那场大瘟疫,造成“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不仅老百姓处于瘟疫的灭顶之灾的包国中,而且连王公贵人,一些上层人士也不能幸免。大家都知道,东汉晚期的建安年间,有七位著名的文学家,能文善诗,活动于社会上层,名倾全国。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和桢,合称为建安七子。就连这些大文人在战乱与瘟疫中也未能进过劫难。据《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见《三国志》卷21)披解,文帝与元城令吴质曰:“昔年疾疫,亲故多历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徐、陈、应、刘,即建安七子中的徐千、陈琳、应场和刘桢。在此传中还明确记载,这四个人都死于同一年,即建安二十年(217年)。在这七位有才华、有名气的作家中,竟然有四位死于瘟疫,足见当时瘟疫之严重,传染之狷獗。这说明了曹植关于“家家有僵尸”的描述是完全可靠的。

建安年间的瘟疫有时还制约战争的胜负。当时,在频繁的征战讨伐之中,军队疲于奔命,加上防疫措施很差,在军队之中瘟疫也有所传播,人们称军队中的瘟疫为“军疫”。值得记取的是,这种军疫曾经使得曹操在著名的赤壁大战中失败。此战发生于建安十三年(208年),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见《三国志》卷1)讲:“公(曹操)至赤壁与(刘)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赤壁大战在历史上是十分著名的战例,此战不仅从总体上改变了战争的形势,决定了三足鼎立,“天下三分”的大格局还是兵多败于兵少的一场特殊战争。当时曹操的军队三十万(号称八十万),而孙权刘备联军仅几万人,势力相距悬殊。《三国演义》对此作了绘声绘色的描写。在第四十八回中是这样描写的,日曹操置酒设乐于大船之上,他饶有兴致的说道:“(吾)誓愿扫清四海,削平天下,所未得者江南也。今吾有雄兵百万,…何患不成功耶!”在酒酣之后,他发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慨表露出“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幽情。然而,这位“百万雄师”的统帅,其雄师却被“大疫”缠困,“吏士多死”,不仅减员颇多,就是未死而染疾者也是身体不济,战斗力顿减,这又怎能取胜呢?看来,在战争中,在军队大规模行动中,必须制定严格的防疫措施,严防瘟疫流蔓,这是军事指挥家绝对不可以忽视的大问题。

汉末三国期间的连年瘟疫还造就了一批有影响的治瘟病的名医名士,像当时的张仲景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此人名机,南阳人,仲景是其字,就学于当地名医。汉灵帝时举孝廉,在汉献帝建安年间任长沙太守。当时长沙及各地瘟疫大作,广为流肆。疫病死者“十居其七”,特别是他的亲属,死(伤寒)者甚多。此后他立志攻克伤寒这一顽疾,遍访名医,博采众方,著《伤寒论》十卷。张仲景这部著名的中医经典和治疫大作竟然是向疫病作斗争的结果。正如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所讲:“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总之,东汉晚期及三国时期,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动乱时期,也是疫病史上最值得注意和研究的一个时期。对于当时发病的原因、表现、特点及后果,有许多值得我们引起高度警惕的东西。

(2003年6月14日)

诸葛亮的防疫药——武候行军散

提起诸葛亮可谓无人不晓。这个深受中国老百姓喜爱的智慧型人物,他的事迹,他的传奇性故事,实在值得我们回味与思索。诸葛亮字孔明,早年隐居隆中,人称卧龙先生。后为刘备出谋划策,联孙权拒曹操,据荆州定益州。在赤壁曹军大败后,遂成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刘备死后,他又辅佐幼主刘禅,立志收复中原。建兴十二年(234年)卒于五丈原军中,终年54岁,谥号武侯。他自己有一句名言,至今常被引用,这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在罗贯中所创作的《三国演义》中,他又是一个羽扇纶巾,料事如神,神机妙算,决胜千里之外的大军师,是一个通晓天文地理,达贯阴阳,精于医道,无所不知的大知识家。他曾自成都亲自挂帅,起兵50万,南行远征,讨伐孟获。当时,由于连年征战不止,军士又长途跋涉,对水土不服,加上天气炎热,则使许多军卒在征途中染上疾疫。在《三国演义》第八十七回“征南寇,丞相大兴师;抗天兵,蛮王初受执”中,有人就向诸葛亮指出“南方不毛之地,瘴疫之乡”,此时征讨“非所宜也”。果然,征讨对象孟获也预言:“彼川兵远来劳苦,况即日天炎,彼兵岂能久住而情况也确实如此,在第八十八回《渡泸水再缚番王,识诈降三擒孟获》中,描写了川军遇到了麻烦:“时值五月,天气炎热,南方之地,分外炎醋。军马衣甲,皆穿不得。”

诸葛亮不愧为诸葛亮,他凭自己的医学知识,早已安排人预先制作解暑药。在第八十八回中这样写道,马岱解暑药军粮来到,诸葛亮命令马上把暑药“分派四寨”,发到军士手中。此举使蜀军能够在瘴疫之区,既防止了瘟疫蔓延,又可避暑,使军队土气提升,保护了军队的战斗力,对七擒孟获和南征的全胜起到了重要作用。

那么,诸葛亮让人制作的暑药是一种什么药呢?据有关医家考证,此药即行军散。由于相传行军散是诸葛亮亲自配方,故又称“武候行军散”或“诸葛行军散”(诸葛亮被封武乡候,称之为武候在成都有武候祠)。1921年由谢观等人编纂,1988年影印的《中国医学大辞典》就明确记有“武候行军散”这一成药。此条目把其功用、用药、制法和用法讲得清清楚楚。现将其摘录于后:

功用:避疫气(搞鼻),祛风热障翳(点之),治口疮喉痛、霍乱痧胀、山风瘴痢,及署热秽恶邪、直干包络、头目昏晕、不省人事、危急等症。

药品:牛黄、麝香、常门子、珍珠、梅花冰片、蓬砂各五钱,明雄(飞净)八钱,火硝三分,飞金二十张。

制法:各研极细末,再合研匀,瓷瓶密收,以蜡封固。

用法:每服三五分,凉开水调下。

看来,用上述中药成分配制的行军散,即可以点眼鼻,又可以调水内服,使用携带方便。遥想当年,这种行军散一定大受欢迎,而且大起作用,这反映了诸葛亮的智慧。据说行军散一方在我国一直沿用,有的厂家至今还有生产。另外左宗棠所率的清军在进军新疆时也大量使用药商胡雪岩送来的行军散,对于防止“军疫”,治疗瘟病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不是中医,也不了解这些药的药性药理,对于行军散是否有避疫防疫功能问题,曾请教了中医界的朋友。他们讲,这些药物都从不同角度对于去瘟疫有些作用,综合炮制到一起,确实不失为防疫药品。此外,我知道牛黄有去热、解毒、清心、避暑作用,行军散中有此味,起码其避疫功能是有的。

(2003年6月13日)

唐代诗人卢照邻因麻风病投水自杀

中国古代的名人死于瘟疫包括死于麻风病者多有。本文所介绍的唐代早期著名诗人卢照邻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

据《新唐书》第201卷和《旧唐书》第190卷记载,卢照邻,字昇之,染风疾后自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今河北深州)人。他是初唐四杰之一,与王勃、杨炯、骆宾王以文词齐名天下,海内并称王杨卢骆。杜甫也在一首诗中讲:“王杨卢骆当时体。”今天我们看卢的诗文,有些豪放气势,感情亦较充盈,皆有感而发,多明志之作、忧愤之言。此人自幼聪颖好学,记忆力极好,“善属文”,有人把他比作司马相如(西汉辞赋家)在世。

然而关于他的具体生卒年代,却有不同说法。《文学辞典》讲大约为645-689年,享年44岁;《卢照邻集笺注》讲其大约为632-695年后数年,享年六七十岁;《卢照邻集》讲其生于632年,大约卒于唐高宗末年,享年50岁左右;而《旧唐书》文苑传上则言明:“自投频水而死,时年四十。”这些不同的说法自有人去研究考证,这里所要讲的则是他有关感染风疾,并最终导致其投水而死的史实。

卢照邻是什么时候染上风疾的呢?据(《新唐书》和《旧唐书》所记,是在他就任新都尉之后,染上了风疾。由于无法视事,不得不因病去官,于是迁居太白山中。此间以服食药佴治病为主要活动。《新唐书》上记载“他在太白山得方士玄明膏佴治之”,《旧唐书》上讲他“以服饵为事”。这是他发病的第一阶段,自此心情开始沉重起来。

染疾的第二阶段则是其父身亡之后,他受到新的打击,因此病情加重,“由是疾益甚”,“疾转笃”。至此他“客东龙门山,布衣藜羹”,青少年时的优而无忧的生活一去不复还了。他到处求医寻药,生活也很困难,全凭一些朋友接济。此间他病情加重,风疾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心情更加愁苦,作《释疾文》、《五悲文》等著名文赋。尽管如此,文中仍然才华横溢,“颇有骚人之风,甚为文人所重”。他自号幽忧子,表达出他的独处之孤幽,苦于风疾之忧愤,这一期间近乎绝望。

风疾的第三阶段是病情到达晚期,“疾甚”之时,出现“足挛,一手又废”,“沉痼挛废”的严重局面。此时已无药可以医治,无力回天。疾病使他的精神彻底塌垮崩溃,思想上极度绝望。于是徙居具茨山,让颍水环绕住处。这时的卢照邻再也承受不了风疾的折磨,长达多年的疾病使他“病既久”,“不堪其苦”。他采取了以死抗争的极端行为预先为自己准备了墓穴,与家人亲属作最后之决别,终于“自沉颍水”。一颗颇有才华的文学之星就这样陨落了。当然,他的死并非完全是疾病所使然,政治上的失意,满腹经纶与远大抱负得不到体现价值的机会,可谓两害夹击,生命之火就这样彻底熄灭了。

纵观卢照邻的患病史,在其十几年的治疗过程中,是不断地同疾病作斗争的。据《旧唐书・孙思邈传》讲,卢照邻曾师从药王孙思,“执师资之礼以事焉”。在卢患病期间,思邈陪皇帝外出,“照邻留在其宅”。不仅如此,“照邻有恶疾,医所不能愈,乃问思邈,名医愈疾,其道如何?”可见这位大医学家、药王对自己的学生卢照邻的恶疾也无可奈何。此外,卢照邻还学道、学佛,以求从丹术佛学中找到疗疾释痛之良方。他“学道于东龙门山精舍”“丹药几年成”。“晚更笃信佛法”,“更使贪心萌生”。他也到处讨药,在《与洛阳流朝士乞药直书》中坦白地讲道:“客有过而哀之者,青囊中出金花子丹方相遗之。……若诸君子家有好妙砂,能以见及,最为第一;无者各乞一二两药直,是庶几也。”为了治好自己的病,到了讨药乞钱的地步,真是令人伤感。

卢照邻的悲愤之情、幽忧之志是伴其整个疾病史的全过程的,从许多诗文的标题中就可看出来,像《释疾文》、《五悲文》、《病梨》、《失群雁》、《羁卧山中》等,都是如此。其诗、其文中忧悲之言则更是俯拾皆是。“夫何秋夜之无怜今”、“时已晚兮忧来多”、“惆怅惊思悲未已”。他在《五悲文》中写道,“形枯槁以崎嶬,足联踡以缁厘”,“眇眇兮惆怅,迢遥兮独蹇”,“一朝溢卧,万事宁论”,“形半生而半死,气一绝而一连”,“一朝憔悴无气力,曝骸委骨龙门侧”,“长痛恨于此生”,“蹇产摧联,支离括撮,已濡首会将死”。他在《释疾文》中写道:“天且不能自固,地且不能自持。”“生也既无其主,死也云其告谁?”从上述所引中我们完全可以窥知卢照邻发病后的思想变化之轨迹。与前面所介绍的情况综合分析一下,相信可以得出卢照邻所患恶疾就是麻风病的结论。

第一,从病情来看,其症状均为麻风病的表象。那么有些什么症状呢?《新唐书》与《旧唐书》上讲他是“足挛,一手又废”、“沉痼挛废”:又据《五悲文》、《释疾文》、《病梨赋》及有关诗作所讲,其症状是:“形枯槁”、“崎嶬”、“足联踡”、“眇眇”、“独蹇”、“缁厘”(支离)、“蹇产摧联,支离括撮”、“毛落鬓秃”、“羸而欲折”“形半生而半死”、“气一绝而一连”,所有这些不用多解释,就是比较典型的麻风病之症状。

第二,史书上讲他得的是风疾。古代有把麻风病简称为风疾的习惯,或称为风痺。《素问》“风论”载:“风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疠风,或为偏枯,或为风也。”另外风通疯,麻风病又作麻疯病。有的将麻风称为大风病,这是屡见不鲜的。近年一些谈瘟疫的书也有称风疾为麻风的。

第三,在《新唐书・孙思邈传》和刘肃《大唐新语》卷十中,都把卢照邻的疾患称为“恶疾”。而恶疾一词,也是古人对麻风病的种称呼。《公羊传》昭二十年《注》中就讲:“恶疾谓痦、聋、盲、疠、秃跛、伛,不逮人伦之属也。”另宋人李昌龄《东善录》也载“晚年得恶疾,须眉堕落,鼻梁断坏,苦不可言。”

由此,统而观之,我们有理由认为卢照邻所得的风疾(恶疾)就是麻风病。这样一位杰出的诗人死于麻风病实在是大不幸,实在是令人悲伤之事。

(2003年10月2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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